胡适是个什么人物
文/冯玄一
我们都知道，胡适是著名学者，文学家，长期担任北大教授。后来还担任了北大校长。但是，很少人知道，胡适是如何进入北大的。今天小编就来跟你聊一聊。
胡适生于1891年12月，1910年（宣统元年）胡适赴美国留学，在康奈尔大学选读农科。1915年，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读博士，师从约翰·杜威。
1917年，无论是对胡适还是对《新青年》杂志，甚至对中国，都是及其重要的一年。这一年，北大校长蔡元培成功说法陈独秀，把《新青年》杂志迁至北京。
胡适能够进入北大，离不开蔡元培的器重。
远在海外的胡适，在紧张的毕业准备期间，得知了《新青年》的征稿，便写了一篇题为《文学改良刍议》文章投给《新青年》。在文章排版期间，被蔡元培看到。蔡元培认为，这篇文章一定会引发中国知识界的大震荡。于是，他决定聘请胡适到北大任教。他立刻给远在纽约的胡适发去聘书。
当时，胡适刚刚结束博士考试，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。接到北大聘书后，胡适非常兴奋，他匆匆告别了导师杜威，搭乘轮船回到国内。
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胡适，课并不多，他上三门课，每周只有12个课时，按照五个工作日算，每天平均两节课。这样的课时并不算多。但是工资却不少。从任职的第二个月起，胡适月薪280元。这在当时的北大教授里是最高的。
刚入职就领那么高的工资，超过了很多比他有资历的教授，而且他那时才26岁。由此可见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他但是多么器重。没有蔡元培，胡适在北大不可能那么顺利。
但胡适也确实是个有才青年，他没有让蔡元培失望。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在《新青年》发表后，引起轩然大波。很快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，成为新文化中扛大旗的旗手，也成为北大的一块金字招牌。
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，他本人曾颇为自负地说：北大的新文化运动是靠“三只兔子”支撑起来的。所谓的“三只兔子”，指的是他本人、陈独秀、蔡元培，因为蔡、陈、胡三人生肖都属兔，彼此之间各差12岁。胡适这话，确实不假。
胡适也是个懂得感恩的人，对于蔡元培的题写赏识之恩，他念念不忘。到了晚年仍旧时时提起。他说，如果没有蔡先生当年的着意提携，他的“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”。
人生就是这样，个人努力只是其中一方面，还要看机遇，看能否遇到生命中的贵人。如果没有蔡元培，后来的胡适会是什么样？胡适在历史上的位置还会那么显要吗？新文化运动会是什么样子？这真还很难说。
鲁迅先生为什么恨他的祖父
鲁迅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，他的文字以辛辣犀利见长，他的文字就是他战斗的武器。他将剖析对象对准了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，比如他的著名短篇小说《孔乙己》，篇幅不长，但是深刻揭露了当时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毒害和封建制度“吃人”的本质。
纵观鲁迅的一生，他对封建科举制度就没有产生过好感，并且一直是深恶痛绝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方面是他站在一个新的时代，看穿了科举的本质，早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，另外，有人说，这与他童年的经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——因为他的祖父与父亲就深受科举制度之害，他的祖父因科举行贿事件败露，导致家破人亡。
鲁迅的祖父名叫周福清，1838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的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望的大家庭里。做父母的当然都望子成龙，所以，从小，周福清就被送进学堂。周福清也确实是个好学青年，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，于1871年考中进士、点翰林，从而步入仕途。
虽然中了进士、点了翰林，但是，周福清的仕途并不顺利，因为，他生就了一张“臭嘴”，对当时的同事与领导左一个看不惯，右一个不顺眼，所以，只做了两年七品知县，周福清就被人以“办事糊涂”的名义给参掉了。
失业后的周福清靠吃老本度日，直到1888年才又被朝延授为内阁中书，在内阁干点抄抄写写的杂活。1893年，周福清的母亲病逝。按时规定，周福清必需要“丁忧”三年，周福清只好辞职回家替母守孝。
周福清当时已是年仅60的人，守孝期满后，能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事在现两可，周福清老人又像他的父母一样，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。可是，论读书，他的儿子不如他，虽然也很努力，但是，中了秀才了，便止步不前了。一个秀才，要想挤入仕途是万万没有机会的，最多也就能跑到乡下教教书啥的。
久在官场上行走，对于官场的潜规则周福清还是了解一些的。科举考试看似严格，但是，也难免有人会从中发现“商机”，徇私舞弊。
赋闲在家的周福清也没闲着，常常会从京城朋友那里打听一些“利好”的消息。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岁大寿要开恩科，所以，乡试得以提前一年。令周福清开心的是，这次京城派来杭州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老同学（所谓的同学，就是同年，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），杭州城有应试资格的秀才们就来求周福清利用好这一关系，大家还凑了一万两银子给周福清做活动经费。
周福清当然明白这样做的危险，但他与那几们秀才都沾亲带故不好推辞，另外，他还有自己的私心，那就是自己的的儿子周伯宜（鲁迅和周作人的父亲）。现在既然有人愿意出银子，只要自己出面周旋说情，便可省去一份贿银，是一举两得大好事。最终，为了儿子的仕途前程，他选择了铤而走险。
也许是老周该着要出事，这么重大机密的事项，周福清竟然派去一个办事不靠谱的家人陶阿顺去办理。当时，主考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聊天，家人竟然将当着周副主考的面把厚厚信封呈给主考殷如璋。殷如璋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便将信封收下放在桌上，当然是想等周锡恩离开之后再拆开来看。
但是，陶阿顺不懂大人的心思啊，心想我给银子了，你得给我个收条，我好回去给老爷交差啊。于是小声提醒殷如璋：“大人，这可是一万两银子啊，怎么连个收条也不给呀？”
这一下，事情就败露了。殷如璋只好摆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，公事公办地差人将陶阿顺拿下，“押交苏州府收审”，陶阿顺当即供出了背后的周福清。
陶阿顺送信一去不回，周福清就已知道事情不妙，吓得生了病，一个人逃往上海。周福清逃走了，他的儿子周伯宜被清朝官府抓进监狱顶罪。
后来，周福清自知此事最终是躲不过去的，为了避免牵累亲朋和家人，就去县衙投案自首了。虽然周福清因为“关节未成，赃未与人”以及“投案自首”，幸免于难，只落个“斩监候，秋后处决”的死缓之刑。
祖父落难，周家倾家荡产，家道中落，鲁迅作为长房长孙，感受最为深切，受尽屈辱。这使他很早便领略到仕途险恶和人间的虚伪、残酷、不平、黑暗。
为了救出周福清，周家人拿钱上下打点，在老周被关8年后才被放出来。年已64岁的周福清回到家，被剥夺了应试权利的儿子周伯宜已经忧郁而死，他的长孙鲁迅也远离家乡，东渡日本留学去了。面对家道的破落，颇有恍如隔世之感。